“新时期”以来小说中重写现象研究中国“新时期”以来小说创作中, 重写现象较少受到学界关注, 但在部分作家的创作中却普遍存在。这种重写主要体现在小说篇幅的增删和小说结构的变化, 字数的多少和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小说文体的命名方式。在很多时候, 重写会引起文体命名的变化, 抑或说, 重写的过程体现在小说文本在三种文体(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)之间的互相转换。小说文本的重写呈现出多种形态, 可以是从短到长, 也可从长到短; 可以是纵向延伸, 亦可是横向拼贴(姑且称前者为“生长型”,后者为“聚合型”) 。一般而言,从短篇或中篇改写成长篇的“生长型”居多,比如,王安忆发表于 1980 年代的短篇小说《我的来历》, 199 2 年改为长篇小说《纪实与虚构》出版; 莫言发表于 1990 年代末的中篇小说《野骡子》, 成为后来长篇小说《四十一炮》的雏形,等等。这种重写对很多作家来说可能是无意识的, 创作主体并未将这种延续性写作纳入明确的创作计划,但无论如何,这种延续性的创作所引起的客观上的文体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。这其中, 文本前后的变化、文本变体的构成及其与作家个性和创作心理的关系等层面, 都颇值得探讨, 但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多, 没有将其提升到学理的层面来研究; 深究重写现象的审美由来与裂变过程, 追踪重写背后作家深层心理因素的文章更是少见。本文试图以“新时期”小说中重写现象为参照背景, 以麦家、刘醒龙、马原、余华等作家作为典型个案, 在对其重写的各种形态、前后文本的源流和作家个性气质的梳理中, 找寻出创作主体在两种写作的转换中常被遮蔽的环节。这些环节不仅关系到文本及叙事技术本身, 同时关乎着一种写作态度和立场,以及与此相关的作家心理征候和审美气质。一、重写的起因关于文本重写, 就审美活动本身来看, 要说最具有自觉意识的当代作家, 恐怕要数麦家了。为什么要重写呢?原因可能很多, 但首要的, 还是源于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。麦家说: “我从小生活在政治地位特别低的家庭里, 养成了一种很自卑的性格。这种自卑体现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, 与人打交道也好, 写作也好, 我总担心事情做不好。既然做不好, 开始时我做小一点,先截一个片段写写看,写好了,我再来放大它。这是个笨办法,要有笨功夫,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。”①由此看来, 在麦家内心深处, 童年的创伤挥之不去, 这种伤痛让他在日常和写作中, 似乎给人有种不那么自信的印象。然而, 这种看似笨拙自卑的性格表象之下, 却又存有非同一般的耐心和坚韧。正是这种复杂的性格特质, 决定了作者慎之又慎的写作态度。其次,对重写的痴迷,除了性格上的原因,其实也有其主观上的自觉追求。麦家、马原等不以作品数量论英雄, 而是怀有强烈的经典意识。对于以前的作品, 麦家说:“重写就意味着我忘不掉, 丢不下。这也说明它是和我精神气质相接近的一个领域, 我在这上面勤劳一点也许会有大收获。”②显然,麦家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明确的规划和追求,他不愿轻易放弃曾经预设的自我定位。另一方面, 麦家对选定的审美领域的专注, 似乎又暗示出他的叙事雄心。他又说: “作家最终能留下来的也就是一两本书,一两个故事,你首先要去寻找, 找到了后一定要花功夫写透它, 不要随便转移‘战场’。我经常说, 一个人兴奋点不能太多, 有局限才有无限。这么说, 我重写确实也有有意为之的努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