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拍一部电影在电影史上非常常见，但对于导演汤化达来说，1971年底开始重拍《渡江侦察记》，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折磨。文革中，总共有七部电影被重拍上映，除《渡江侦察记》外，还有《青松岭》、《战洪图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万水千山》、《年青的一代》，成为那个年代一种奇特的现象。这些重拍不是为了致敬，也不是为了重新诠释一个主题，它只是一个命题作文，它的诞生是为了让“稍有瑕疵”的片子更符合政治要求。
这种重拍在任何时代都显得怪异，它小心翼翼地删改着原片的爱情线（李连长和刘四姐朦胧的感情戏被删的一干二净），仔细地避免任何细微的“政治不正确”（比如反面人物不许用特写镜头），贯彻江青的某种审美主张（“对大平光要专政！”），并将原本的演员换成了在当时看来“出身”更好、政治上更“信得过”的演员（但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也只好使用原来的演员）。这样的重拍片不是为了有所创新，而更像在修改一篇要被树为范文的作文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导演、编剧、摄像、演员……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萦绕不去的压力。枷锁无处不在。
扮演机枪手杨威的李兰发在上影厂门口，遇见了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支部书记铁牛。铁牛对李兰发说，“你要去演戏了？好好演啊！我到你家乡去过了！”铁牛去李兰发家里干什么？调查三代。在那时，只有经查证历史清白的人，才有机会去出演一部电影。
摄影师许琦在拍戏时刚从干校出来。之前参加全国摄影师会议时，江青问他，你是谁，你拍过什么戏？许琦说，我叫许琦，拍过《阿诗玛》。江青点头说，这部电影拍得好，但是内容不好，是个“毒草”。许琦当时就坐不下去了。江青接着说，如果一个摄影师没有政治头脑，不能处理接到的剧本的政治思想，那这个电影拍得越好，观众看了以后受害越深。许琦不知道《阿诗玛》作为“毒草”到底毒在什么地方，但后来的牛棚经历和江青的这段话，足以让许琦在重拍《渡江侦察记》时压力沉重，如履薄冰。
联合导演、也是《渡江侦察记》的原片导演汤晓丹也刚刚结束了审查，还处在“不敢乱说乱动”的状态中，哪怕他私下觉得服装材料不合适，演员没有军人气质，也不敢公然提出来。怕又被扣上帽子，送回牛棚。因为他的“解放”，他的儿子汤沐海才得以通过政审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。如果他又出了什么问题，势必要影响儿子的前途。当时厂里的领导还对他有意见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他怎么敢说话呢？
但他们感受到的枷锁都没有导演汤化达那么沉重。
在编剧阶段，剧本刚刚完成，汤化达就遭到了第一次打击。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依照当时的风气，为这部剧本办了一个大型座谈会，找到电影界、戏剧界、理论界共两百人，坐在一起，评论这个剧本。汤化达坐在前排，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对这个剧本品头论足，把他的所有想法说得一无是处。最后徐景贤说，好，大家说的很好，今天的所有意见仅供导演参考。而汤化达在听取了两百多条意见以后，效果显著——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剧本了。
到了选角阶段，汤化达又受到了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重重阻挠。他所选择的演员经常被认为有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，然后被勒令更换。因为文革，成熟的演员多被打倒，不能出来拍戏，而新演员又没培养出来，要找到合适的非常困难。为了找演员，《渡江侦察记》的剧组去过西安，也去过武汉。终于定下演员表，却又被告知：可能用另一个主角更合适。所以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就发生了：摄制组拍了两个主演的样片，在全厂各部门放映，让各部门的人内部表态，你觉得谁来演李连长好？
电影拍成这样，已经不太像拍电影了，有点像以拍电影为主题的运动会。
样片送审环节让汤化达更加烦躁。审查的人会提出各种天马行空的意见，比如李连长过桥向侦察兵举手示意的时候，为什么要举右手而不是举左手，是什么意思？解放军打过长江时的船上为什么没有担架？对于前一个问题，汤化达回应说，什么意思也没有，第一部也是这么拍的。对于后一个问题，前八路军战士汤化达只好报以苦笑，在渡江战役的时候，前锋部队都要轻装简从，过江连大炮都不带，还带担架？
“那时候真是被折腾的受不了。折腾的受不了。”2003年接受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采访时，83岁的汤化达重复了两遍这句话。表情愁苦。
1974年，在完成了江青最后一个修改指令“芦苇再拍的好看一点”之后，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终于上映。但是两年以后，四人帮就倒台了。作为在四人帮主政期间的扶持起来影片，重拍版的《渡江侦察记》也受到牵连。人们会在批判四人帮时顺带提到，重拍的《渡江侦察记》并不如原来的好。甚至有人在会上公然对汤化达说，老汤你怎么搞的，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？
于是，新拍的《渡江侦察记》被收起来，原版的《渡江侦察记》又被找出来，在电影院里放映。忙活了四年，修改了无数次，痛苦了无数天，生产出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现在买不到，因为没有人愿意看，这部电影没人愿意看，因为原版的才好看。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，就像一次玩笑。
2011年11月9日，汤化达去世。
附：汤晓丹追忆汤化达：向汤化达表达虔诚哀思
报载汤化达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后，他的音容一直反复出现在我的记忆中。他是新上影成立后第一批从部队来的骨干。当时他是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，领导我们学习。只见他作风正派，不苟言笑，说话做事很有分寸，给我们印象极好。后来，我们有了三次合作，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。
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拍摄《南征北战》的时候。虽说是我与成荫联合导演，我的内心想法还是向成荫学习，向部队来的同志学习。成荫很大度，他把已经分好的导演镜头本和大堆群众意见记录都给我细读。在所有记录资料中，我感到汤化达提的意见特别有分量、很有说服力，因为他是针对剧作和大家的看法概括提炼的。我便开始暗中关注汤化达，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。像我这样没有经历过部队生活的导演，首先就要依靠像汤化达那样有实力、有水平、有生活的人。当时我想过，如果我继续导演解放军题材，一定要与汤化达合作。可是当时身不由己，只能接受组织分配。
第二次合作是在《红日》剧组。汤化达以副导演职务进组后找我谈过一次话，有两个重要内容：第一，他说组织叮嘱《红日》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；第二，在《红日》摄制期内，我一定要交出入党所必需写的详细自传和对文艺思想的总结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电影事业服务。在谈这些的时候，汤化达尖锐地批评了我，说我从《南征北战》拍摄结束，组织安排上党课学习开始，已十多年了，自传为什么还交不出来？要我提高对党的认识等等等等，对我触动很大。
我在进入工作前提出由导演、副导演、制片和编剧到中央军委和文化部听取有关领导对《红日》搬上银幕的看法和指示时，名单中就有汤化达的名字。我一直依靠他的判断力，他也诚心诚意付出心血。《红日》摄制历时三年，我常常想，如果当时摄制主创人员中没有汤化达，后果很难预料。我多次向厂里提出在片头字幕上的署名是汤晓丹、汤化达联合导演。虽然没有被批准，但我心里默默地牢记，是汤化达的无私合作，才有了现在这个拥有经典影片美名的《红日》。
让我终身难忘的是，在《红日》剧组几乎每个角落，都有汤化达安排时间听我读自传的身影。在他认真严肃亲切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在1962年通过了组织审查成为中共党员。而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在党的教育下才有了我的今天，但比我年轻10岁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汤化达与世长辞了，我内心深处的疼痛别人无法理解。我相信汤化达会明白我的，因为他在创作上帮助我，在政治上相信我，我们之间内心深处的大爱是国家繁荣昌盛高于一切。
第三次合作是在新《渡江侦察记》摄制组。那还是“四人帮”统治文艺舞台的残酷年代，我在被九死一生“死去活来反复数次”后，命大地活过来到了五七干校，接受劳动改造。汤化达接受了重拍《渡江侦察记》的导演任务，不知遇到什么阻力工作进度不顺，经批准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到了摄制组。我当然小心谨慎工作。
正在这时，上海音乐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。我的小儿子汤沐海自幼热爱音乐，本来部队文工团点名召他正式参军，去了不到半年就碰到十年动乱，我的《红日》在部队被批是“反党大毒草”。沐海人在部队，心在上海，苦熬四年后被安排退役后在上海锻压二厂当工人。三班制轮转，他触摸琴键的双手只能开关机器搬送大铁块，心里很不适应。沐海看见音乐学院招生，第一个就去报名，第一关就是政审。父亲汤晓丹都出了牛棚，儿子汤沐海当然也可跨进上音大门。通过严格的考试，汤沐海被录取作为作曲指挥系学员接受正规音乐专业训练，总算走进了音乐殿堂。后来汤沐海走上国际指挥台，这些成就既有汤沐海的个人努力，也有环境和政策的给力推助。如果没有汤化达让汤晓丹走出牛棚，卸下“特嫌”黑包袱，那汤沐海就会错过最佳机遇，就不会有今天。所以，我关照在送汤化达花圈的名字上要有全家人的名字，表达我们全家的虔诚哀思。
涌泉之恩，思念回报。汤化达同志安息吧。